m          m-1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分工层次可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2、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罗纳德·哈里·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但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但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但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我们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道。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发布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3、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勿容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至对组织过程的“成本—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次，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暴露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有时还将大到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地步。这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K·阿罗发现的“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深层原因。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组织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慧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4、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1、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参见《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6—417页）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2、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次循环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运用新一代机器）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3、组织生态及其竞争

如前所述，在成本化解链条中，每一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这就是说，上述描述的成本化解过程还只具有逻辑可能性，而不具有现实必然性。那么，有什么机制能使这种逻辑可能性变成现实必然性？回答：组织生态及其竞争。

关于组织，前面我们给出了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这只是一种角度的分类，还可从另一角度进行分类：其中一类可称之为“生产性组织”，例如个人、市场、企业、产业链、机器等；另一类可称之为“中介性组织”，它们是市场中介（各种市场协会）、企业中介（企业内的管理机构）和社会中介（阶级、政党、国家）。生产性组织的职能是进行生产和交易，亦即化解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中介性组织的职能则是管理组织和生产意识形态，亦即化解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这两类组织是不同的生态，它们各自在不同的生态领域中进行竞争，但其优胜劣汰的原则却是相同的，即以其综合效率（化解上游成本与生成下游成本的比重）决定其是生存发展还是淘汰消亡。正是这些组织的竞争，既推动组织的发展，又推动成本化解链无限的循环运转，从而使成本化解的逻辑可能性变成现实必然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2、[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3、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

4、曾永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议》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