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学对象问题的探讨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呼唤着统一的经济学，找到经济学统一的对象客体是建立统一的经济学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引用科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提出探讨经济学对象问题的必要性，而后以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联系经济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实践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迂回生产及其发展过程是统一经济学的对象客体。

     关键词：经济学、对象客体、迂回生产。

    一、科斯的批评引出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在《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经济学家仅用一组工具思考问题，而对论题漠不关心。它使我想起了一首现代诗中的两行句子(我已忘了全诗与诗人，但我还记得那两行诗句)：

我的确看见了马的缰绳和嚼子，但有血有肉的马在那儿？

我曾说道，即使没有身体，也照样可以研究血液的循环。这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注1 

科斯说的“经济学家”显然是指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科斯批评他们“仅用一组工具思考问题，而对论题漠不关心”，亦即只关心研究方法不关心研究对象，这就如只见“马的缰绳和嚼子”无视“有血有肉的马”一样。但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只关心研究方法不关心研究对象，是值得商榷的。新古典经济学承继古典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涉及生产、交换和分配诸领域，怎么能说不关心研究对象呢？诚然，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对经济组织和制度的研究，因此，用科斯引用的诗句来说，其对象不是“有血有肉的马”本身，只是“马”的一部分。但是，科斯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所关注的经济组织和制度是“有血有肉的马”本身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经济组织和制度也只是“马”的一部分（与新古典经济学对象不同的另一部分），决不是“有血有肉的马”本身。这就是说，仅就对象的完整性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

但是，科斯的批评却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经济学的对象客体？从那里找到这样一个对象客体？这里,关键字眼是“体”，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的是完整具体的对象，而不是这对象支离破碎的部分；或者用科斯引用的诗句来说，经济学对象这匹“有血有肉的马”是完整的、活蹦乱跳的“马”，而不是僵死的、被分割的“马”的部分（即使是所有的部分）。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已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却是体系林立并相互对立，甚至不同体系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无法相互切磋深入讨论。这种状态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学走向真正的科学。究其原因就在于，学界至今没有找到经济学统一的客观对象，亦即没有找到那匹完整的活蹦乱跳的“有血有肉的马”。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方兴未艾，经济社会的发展呼唤着统一的经济学，迫及需要找到统一的对象。笔者以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也具备找到统一对象的条件，因为到今天，我们不仅早已具备了这方面的理论（马克思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实践上也已发现了那匹“有血有肉的马”几乎所有的部分。

二、马克思的研究

科斯的批评引出的问题即经济学的对象问题，马克思早就提出并做了系统的研究，获得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成果。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注2笔者理解，这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问题最基本的观点。古生物学和人类考古学证实：人类所赖以居住的地球，最早没有生物更没有人类，生物和人类都是自然历史演化的产物，因此，人类社会也必然是自然历史演化的产物。这就是说，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问题最基本的观点，其正确性已为古生物学和人类考古学发现的大量事实所证实。

第二，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知“道路”^注3。这是再现人的认知过程的科学认识论。大家知道，就常规工作来说，必须先知道做什么（对象），尔后才去做也才能去做。试想，一位将军领着一队士兵高喊着：冲啊！但不知道攻击的对象是什么，这有多滑稽！但是，科学研究不是常规工作，其不常规的地方正在于：科学是对未知的探索，因此在开始时不可能知道对象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全过程本质上说就是弄清对象是什么。一个勿容置疑的事实是：人们关于对象的知识归根结底只能来源于人的感觉活动，科学家也不能例外。此外，人的感觉活动只能感到对象的表象，不可能深入到对象的内部；而且，人的感觉活动只能一次一次地进行，否则人们所获得的感觉将是一片混沌，不可能有任何清晰的结果。这样，即使是对象的表象，人们每一次感觉活动，也只能感（看）到对象表象的某一个侧面，而不可能感（看）到对象表象的全体；对象表象的全体，必须通过思维将多次从不同侧面所获得的感觉综合起来才能得到。至于说要知道对象的内部那就更复杂了，不仅需要人的感觉和思维参与，而且还依赖于对象的表象在环境中的变化。显然，从逻辑上说，人们感觉（观察）对象的表象在不同环境中的变化，也可以视为从不同侧面（对象客体的外部和内部也可视为对象客体不同的侧面）感觉（观察）对象——于是，人对对象的所有可能的感觉（观察）活动，既包括对对象外部的也包括对对象内部（由对象表象在变化的环境中显现出来）的，都可以概括为从对象不同侧面分别进行的。这样，人对客观对象每一次感觉（观察）活动的结果，可比拟为获得一幅从某个侧面对这对象所照的像——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过程。于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就可比拟为对客观对象从各个角度所照的像进行思维加工并综合的过程。科学家们对对象客体的认知，正是也只能是通过“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知“道路”而实现^注4。

第三，马克思给出了被人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表述。笔者理解，这可以视为马克思运用上述方法论研究经济学对象问题所获得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写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5笔者以为，马克思表述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对象亦即“有血有肉的马”，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

  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的结论是正确的。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证明：一是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问题最基本观点加以证明。前面，我们说过，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问题最基本的观点已为古生物学和人类考古学发现的大量事实所证实。这就是说，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的科学结论，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问题最基本观点加以证明，等价于运用古生物学和人类考古学发现的大量事实加以证明。显然，动物有物质生活，但是动物没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且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由此可知，物质生活是人的最基本的生活，而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则必定是由物质生活发展演化出来的并受到物质生活的制约；然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而不是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不仅有物质生活而且还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必须研究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证明，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一个全过程。二是运用马克思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知“道路”加以证明。前面，我们说过，马克思发现的认知“道路”是再现人的认知过程的科学认识论。显然，就本文的论题来说，所谓“认知过程”就是经济科学的发展过程。这就是说，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的结论，运用马克思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知“道路”加以证明，可替换为运用经济科学的发展过程加以证明。一个勿容置疑的事实是：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发展过程发生了分岔，其中一个分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分支可称之为西方经济学。但是，可以证明，仅就其研究的对象客体（不涉及其研究成果是否完整、全面和正确）来说，两个分支发展到今天已殊途同归，都回归到马克思的结论。从古典经济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用说了，下面仅以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就一般经济科学来说^注6，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其中，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内容涉及生产、交易和分配诸领域，因而其研究对象可概括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新制度经济学的对象是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理解：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只是分别研究了经济学对象客体的一个侧面，因此只是走了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如果将这些侧面综合起来亦即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那么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其研究对象应当也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这样，马克思的结论就获得了双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实践证实。

  但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的理论成果毕竟是100多年前获得的，现在看来还不完善。其不完善的地方有两点：一是理论结论上的。马克思没有找到具体的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亦即没有最终得出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真正的“具体”，而是径直去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矛盾运动。与现实相对照，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独立的生产力和独立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独立的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不过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具体生产方式即经济学对象客体观察所获得的抽象（影像）。因此，径直去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是将抽象视为具体、将影像当作实在——这不符合马克思自己所设定的唯物主义原则。这就是说，马克思走完了“从具体到抽象”这一条“道路”，但没有走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那另一条“道路”，因为他没有找到最终的具体即具体的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顺便说，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对其经济学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成为其后来得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也能够实施计划经济这一错误结论的理论根源^注7。二是方法论上的。前面说到，马克思没有走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另一条“道路”，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当时的经济学实践没有现在这么丰富，而且还有方法论上的不足。前面说过，马克思提出“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知“道路”，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重要发现。但是，其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探索还未到位。从马克思的表述可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一种综合的过程。但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认知科学揭示，综合不仅要有被综合的东西，而且还要有用以综合的东西，否则这种综合只能是一种凑合（简单堆积）^注8。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不是也不可能仅仅摆弄那些“抽象”就可以了的，还必须找到用以综合“抽象”的那个东西。当然，尽管有上述不完善的地方，但马克思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仅发现了前无古人的正确结论，而且开辟了达到正确的道路，即使将上述不完善之处加以完善，也必须沿着这一正确道路前进才有可能。

三、进一步探讨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用以综合“抽象”的那个东西，走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完整过程，从而获得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具体”？事物是相比较而显现出来的。堪与人类相比较的对立物是动物，并且动物也有物质生活方式，因此，要找到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必须将人类的物质生活方式与动物的物质生活方式相比较。粗略地比较，不难看出二者的本质区别。动物的物质生活方式是直接消费方式：一只猴子坐在结满果子的树杈上，伸出爪子摘下果子吃了——这就是直接消费方式。人的物质生活方式则是迂回生产方式：先生产生产工具，而后用工具再去生产人所需要的生活物资——这就是迂回生产方式。显然，迂回生产是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基本途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因而是区别于动物物质生活方式的人的物质生活方式。可见，“迂回生产”概念就是用以综合“抽象”的那个东西。有了这一概念，我们就可以对以往经济学所获得的“抽象”（各种经济学流派所研究的不同对象），进行系统的综合亦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首先，人类业已发生和还在发展的直接生产活动，就是迂回生产及其发展过程。与动物采摘果子这种直接消费方式相比，人类通过利用自然过程来获取生活资料，例如种植业和养殖业亦即原始农业，就是初级迂回生产方式；通过创造自然过程来获取生活资料，亦即近代工业（其产品的生成过程一般不是自然存在，因而本质是一种创造），则是高级迂回生产方式。就使用工具来说，直接使用身体自然器官（例如手）是直接方式；利用自然界现存的物（例如石块、树枝）做工具是初级迂回生产方式；通过创造自然物而得到工具（铜、铁和机器等）是高级迂回生产方式。此外，创造自然物和自然过程也可以分为不同层级的迂回方式：延长体力劳动器官（手和脚）和借用自然力是第一级，创造一个完全由无机物构成的“劳动者”（机器人）是第二级；创造替代人类分工协作组织（局部市场、企业）的机器，是第三级；……如此等等，都是迂回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过程本身。

其次，人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归根结底也是迂回生产方式的深入发展，因而是迂回生产方式更高一级形态。所谓“社会生活”，其实就是人类的分工协作活动以及分工协作得以进行所必需的交易活动，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节约生产成本；所谓“政治生活”，其实就是人的组织生活，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化解交易成本；所谓“精神生活”，其主要内容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作用是化解管理成本^注9。拙文《成本化解初探》发现如下成本化解循环链：生产成本→（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由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说，人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迂回生产方式发展的逻辑必然。此外，既然我们已经把先生产生产工具而后再用生产工具去生产生活资料这样一种过程称之为“迂回”，那么，进行分工协作（社会生活）、建立组织（政治生活）和发展意识形态（精神生活），相对直接生产过程来说也可以视为一种更高层级的“迂回”。这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所证实的所有经济学对象的“抽象”，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就可以用一个简洁、系统的概念——“迂回生产”概括起来。于是，我们终于走完了马克思创造性发明的“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知“道路”，获得了经济学对象的真正“具体”。这样，不仅一匹完整的活蹦乱跳的“有血有肉的马”站立在我们面前，而且我们知道了这匹“马”的生长过程和规律，由此我们还能感觉到它正在发育成长的生机和活力呢！

注释：

注¹：[英]罗纳德·哈里·科斯：《新制度经济学》，该文最初载《美国经济评论》1998年3月，本文转引自[法]梅纳尔主编，刘刚等译《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注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8页。

注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2-103页。

注⁴：关于认知“道路”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拙著《系统之谜》（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年）和《整体涌现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年）有关章节。

注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注⁶： 此处的“一般”与“部门”相对立。例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是“部门经济学”，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一般经济科学”。

注⁷：参见曾永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议》，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年，“前言”。

注⁸：参见曾永寿：《系统之谜》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年，第九、十章。

注⁹：参见曾永寿：《成本化解初探》，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1期。